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4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3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4茬，只有隔壁的刘婶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自己干不动了，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2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也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宵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宵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宵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2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父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连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起初我不明白，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刘婶的确“不太好相处”：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