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医药行业主要做仿制药，创新药基本由外企垄断，本土药企研发的创新药极为稀少。近几年，这种现象逐渐被打破，一批本土创新药企正崭露头角。
随着2021年开始的药政改革、2021年开始的药品带量采购、港交所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等政策的落实，本土创新药企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几年来，国内的创新药企走向资本市场，走上国际舞台，也逐渐收获了上市产品，开始商业化。
2021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世界运行的秩序，也更加凸显生物医药行业的意义和价值。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可及性、可支付，这些医学专业词汇逐渐被大众熟知，本土创新药企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一次次往上刷新。
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经济观察报将持续关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对话亲历变革的见证者。
本文为【国药维新】系列报道第三篇，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瞿依贤对药学专家陈凯先的采访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当时是4月初，他刚刚参加完乳腺癌化疗新药优替德隆获批上市的新闻发布会。
优替德隆是“新药创制专项”立项支持的新药研发项目之一。“新药创制专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简称，在陈凯先的讲述中，也被称作重大专项、专项。
国务院2006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1年)》，新药创制是当时部署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2021年开始实施，2021年收官，共收获了60多个一类新药，还有100多个新药处于三期临床和申报上市阶段。
陈凯先是新药创制专项的总体专家组成员和化学药责任专家，后来又担任专项的技术副总师，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的领导下参加专项的前期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每一个成功上市的新药，在他看来都是“重大专项培育的成果”，也是重大专项“给国家和社会的交代”。
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新药研发非常薄弱，“生物药基本是零，化学药绝大部分依靠仿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与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先后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原来依靠仿制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从“1035工程”到“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再到“新药创制专项”，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能力，获得了一批瞩目的创新成果。但陈凯先还有更高的期待：中国现在的创新还是处在“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 的阶段，“原始创新(first-in-class)”的成果还很缺乏。他期望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开辟出“从0到1”的新赛道。
“大飞机”和“小药片”
经济观察网：“新药创制专项”前期的筹备思路是什么样的？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历来对药物研究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受到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药物研发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临床使用和企业生产的药物绝大部分依靠仿制。国外出一个药，过几年中国就仿制出来了，这些仿制药一方面支撑了医院的临床用药，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医药工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我们统计我国生产的化学药，100个品种有97个来源于仿制，中国自己研发的只有2-3个，比例非常低。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
保护药物专利首当其冲，凡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你就不能仿制。这样一来，中国就碰到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只能用高价购买国外的药物，或者等国外药物专利过期后再去仿制，百度，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医药创新。当时由国家科委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启动实施了“1035工程”，这是我国医药领域推动创新最早的国家计划，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医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