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成长和壮大。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只有依靠科学技术，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战胜疾病的有效途径和解决方案。
当前，学科交叉已经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源泉，成为科学时代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式。而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已经成为汇聚多学科前沿研究的“主阵地”，那么，各个学科之间该如何交叉合作才能实现创新突破？
为此，本报特邀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旨在进一步推动多学科交叉，促进医学发展，为人类健康作出新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国辉：神经科学与管理科学必将更深“交融”
神经科学已与众多学科深度交叉和融合。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发展已对管理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在管理科学领域，研究者应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对与决策、消费行为、信任建立、市场判断等相关的脑科学机制进行研究，还将管理科学的理论和神经科学理论相融合。可以说，神经科学方法的应用拓展了管理科学的学科边界。
除研究方法，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有望为管理科学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例如，基础研究发现运动、光疗、中药提取物等副作用小、接受度高的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可对动物的情绪、注意、记忆乃至决策等脑功能起正性调节作用。如能将上述非传统药物干预策略在管理科学领域进行转化研究，无疑将为制定可高效提升决策及工作效率的新型干预方案带来巨大契机。
另一方面，对管理科学相关学术问题的脑科学研究也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探讨人类大脑的复杂工作原理，而这些原理在动物模型研究中很难被揭示。因此，管理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深度交叉将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创新是学科交叉唯一目的
学科交叉历来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诺贝尔奖中众多的获奖者均来自交叉学科就是最好的例证。
199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Bio-X计划”由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Spudich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共同发起，以解决生命科学的问题为“初心”，基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医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了生物学与各学科领域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成功破译了人类遗传基因密码，成为美国以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为核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典范。
今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最早建设的学科交叉平台——Bio-X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原Bio-X中心）成立20周年。20年来，我们始终以生命科学为“交叉点”、解码生命为“初心”，交叉融合校内外多学科资源，在脑科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生物信息学、DNA纳米技术、基因组解析与合成等方向取得突破，彻底破解“有记载的人类第一例孟德尔式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和分子机制，并坚持不懈地探索精神分裂症等脑疾病的致病原因、创新生物学大数据分析理论和方法、智造DNA纳米机器人、突破“卡脖子”瓶颈实现超高通量化学生物学基因合成。
此外，我们还在以心理精神疾病遗传学为代表的文理交叉、为扫除出生缺陷开展的医工交叉的“遗传咨询”、生物学大数据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纳米科学与核酸分析的交叉、化学生物学交叉等方面取得了成绩。
开展跨学科研究，自然需要多学科人才的支撑。但客观地说，目前整体的教育体系相对交叉学科研究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特别是缺乏对学生将基础知识内化成独立的科学精神、思想和方法的能力培养。
开展学科交叉工作必须打破常规、兼容并包，特别需要科学家能耐得住、呆得住、坚持得住。而对于交叉学科研究，不论是评项目还是评人，都应当“唯创新”，因为创新是学科交叉的唯一核心目的。
其实，很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尝试起始于突发的“灵感”，往往连最基本的验证都还没有做过，更不要提研究基础，几乎很难申请到专项经费支持。因此，如何真正精准地支持有原始创新潜力的交叉研究项目启动，仍需要在政策上和程序上有更多细节的考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多学科共推科学研究新范式创建
当前，生命科学研究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医学领域对大多数疾病的认知和治疗并没有实质的突破。人类疾病模型研制基本采用的是模式动物，由于物种差异，动物疾病模型的发病过程、病理机制、发病状态和康复等与人体的真实世界尚存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