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值以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发表为标志的新红学研究开创一百周年之际，“新红学百年回顾暨《高淮生文存》出版研讨会”在我校中国煤炭科技博物馆报告厅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红学爱好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民国红学研究和海外红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新时期红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力求系统梳理总结百年红学研究成果和主要经验，进一步探讨红学新百年的努力方向和研究路径。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高淮生文存》，认为五卷本的《文存》是对红学新百年的方向和路径的探索之作，既有学术新范式的创建，又有对红楼文献学、红学学术史、红学学科“三位一体”的集中思考，对于传承和发扬新红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著名美学家、红学家、博士生导师潘知常教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苗怀明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赵建忠教授，腾讯，新经学派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乔福锦先生等分别发表了对新红学的独到见解。
潘知常教授指出，新的百年，红学研究必须另辟蹊径。他认为，“新红学”的功绩不容小觑,其权威地位至今并未从根本上被撼动，但其自身所存在的缺憾也无可避讳。这与它所立足的现代性立场密切相关。在作品之外来讨论作品、在启蒙工具的意义上讨论作品，与审美现代性背向而行，“新红学”的困局其实就是启蒙现代性自身的困局。曾经出现过拯救与救赎的努力，其中最为令人瞩目而且被寄予期望的人物就是李希凡、蓝翎。但是他们仍旧未能冲破“新红学”并且走出“新红学”。究其原因，仍旧是沿袭启蒙现代性的老路，而并非审美现代性的康庄大道。王国维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正确道路的开创者。从《红楼梦》与民族精神底蕴内在关系的角度、从《红楼梦》作为民族的伟大灵魂苏醒与再生的史诗的角度，王国维进入了《红楼梦》所开创的灵魂维度，从而开创了一种阐释《红楼梦》的新的可能性。这可以称之为“后红学”，犹如空谷足音，堪称天下绝响。
苗怀明教授阐释了“新红学”的概念与内涵。他指出，“新红学”内涵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将新红学作为红学研究一个阶段或时代的代称。二是将新红学作为胡适、俞平伯等人开创的红学研究学派。三是特指胡适的研究。四是介于前两者之间，说得较为含糊。从人们的认知来看，新红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新红学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派别，与索隐派、文学文化派并列，有其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广义的新红学表面上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阶段，实则是着眼于胡适研究的影响，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所展开的红楼梦研究都视作新红学。就目前使用“新红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来说，仅仅作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派别欠妥，因为胡适的影响远超出一个派别，但将其作为一个红学阶段，将胡适等人之后的一切红学研究都算作新红学的话，则又显得太泛。两种内涵的新红学可以并存，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应加以说明，以免误解，影响研究的准确性。
赵建忠教授认为，新红学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假设”和主观臆测，这是《红楼梦》作者问题持续被探索的根本原因。关于《红楼梦》的“版本累积说”，认为应分《石头记》和《红楼梦》两个版本系统，家族群体中传阅的是侧重写盛衰之变的，一般书名叫《石头记》，而将大观园儿女做为载体，描写爱情故事的则为《红楼梦》。关于今后红学的发展方向及研究路径，既要继承传统，也要推陈出新，还要有世界的眼光。红学研究者应走出“新红学”对作品单维度的文献研究模式，实现文献、文本、文化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融通与创新。
乔福锦理事认为，民国时期的红学，索隐、考据及思想艺术评论等方面均有重要创获，但对包括新红学在内的民国红学须作反思。当下红学之主要任务，是在承继新红学未竟事业的同时，增强这门学问与华夏传统学术的联系，进而重新认识与评价被现代性偏见否定的索隐派红学。海外红学是红学整体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问题意识与学术增长点产生的重要场域。另一个文化立场、另一种思想观念、另一维观察视角，往往是发现与创新的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