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一向为人谦逊已近米寿的李锐老，说什么也不肯劳驾巫先生，定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他。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畅谈了一个下午，分手时他送我们一人一本他著的名叫《一滴泪》的书。
（二）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
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的夏天，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为了吃饭，也为了抗日，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阅读过高尔基的小说和*的秘密传单。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成了这个学院的唯一外国留学生。两年后，他进入加芝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
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很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7月初，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赵女士除了在国内延聘了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的夫人俞大絪等前辈外，又不远万里请他回来共事。他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看望了原西南联大的一些老同学，如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的杜运燮、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的散文家汪曾祺等等。在老师中，他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尽管听说沈先生遭逢过不幸，他照样摸到中老胡同32号去拜望了沈老师和师母。
巫宁坤回到北京不到两周，就被安排到四年级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天津各高等院校三千名教师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齐声练习“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准备从西郊的燕京大学徒步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大*，他觉得很不习惯。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这个“运动”就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是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时，他也万万没想到，这“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当赵萝蕤女士向他传达时，话一出口，就放声大哭。因为当初是她提议让巫宁坤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万里回归的，而现在只能让他任人摆布而吉凶莫测，赵萝蕤怎能不伤心！
（三）
1952年11月份，巫宁坤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三十来岁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