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初，武汉知名抗疫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以 " 爱尔眼科，行贿中国 " 为标签，连发四条微博，指控江苏宿迁爱尔眼科医院（下简称 " 宿迁爱尔 "）总额超过 78 万元的手术回扣明细。
艾芬与爱尔眼科持续一年的纠纷，再次被拉回公众视野。
披露的四份名单显示，宿迁爱尔三年间曾向本地多家县市医院、诊所的医生及公职人员发放 " 转介费 "，以导流 500 余位患者到医院做眼科相关手术。其中，手术费用为 1000 元至 13000 元不等，转介人从每笔手术费中可以提成 6%-15%。
自艾芬维权以来，爱尔眼科的股价几近腰斩，市值蒸发近 1900 亿元。此次回扣风波，则再一次将爱尔眼科推至舆论焦点。
1 月 9 日晚间，宿迁爱尔在其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网传信息，医院院已于 2021 年已按照董事会相关要求进行了整改，严肃处理了违规员工，并撤换了管理团队。
事件的核心，即转诊费是否合理，也颇受争议。
多位受访者表示，转诊在业内很普遍，关键是是否涉及利益问题。
一位曾在民营医院工作多年的主任告诉八点健闻，" 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很多中小型民营机构根本就没法活。"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民营医院靠支付转诊费来获客的手段很不妥，是在 " 吸公立医院的血 "。
不管是肿瘤、康复等需要漫长恢复周期的疾病，还是眼科、口腔、妇幼等消费医疗，公立医院永远只能解决一部分患者、某一阶段的诊疗需求，大量外溢患者和后续诊疗服务都需要民营机构来承接和补充，双方本就有需求匹配。
从这个意义上，医院间的转诊是医疗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但因 " 营销困境 " 而衍生出的转诊费，成为不少民营医院的 " 寄生手段 "。此举是否符合情理？公立、民营医院之间健康的转诊体系应该是怎样的？
院对院的阳光转介路，被封堵了
事实上，民营和公立之间的患者转介，曾经历过一段合规合理、政府支持的时光。
2021 年新医改启动后，政府层面就鼓励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一同探索 PPP 模式，也就是 " 公私合作伙伴模式 "。这种风向和呼声，甚至到 2021 年之后，愈加明确。当时普遍认为，公私双方合作提供服务，不仅能缓解医疗资源不足，也能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
在那段时间里，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患者转介，不仅转介的信息公开透明，双方合作规范，而且患者的接受程度和信赖度也很高。
一时间，不少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都签订了 PPP 合作协议。
一个被视为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之间合规导流、转介样本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北京三环肿瘤医院的 PPP 合作。
彼时，作为全国肿瘤医院排名第一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号难求、一床难求，好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肿瘤患者身患癌症，但想要手术和住院，经常要排到几个月，甚至大半年之后。
为了缓解床位周转的压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下称 " 东肿 "），向相距 2 公里的北京三环肿瘤医院（下称 " 三环肿瘤 "）购买服务、租用床位，派医生去出诊、做手术、进行技术支持和带教。
" 一些在东肿做完手术的患者，就转到三环肿瘤去住院康复，东肿的医生远程指导用药。这样也能尽快把东肿的床位让给需要做手术的患者。" 一位民营医院行业研究者告诉八点健闻，双方就租用床位、提供技术培训等，在协议中明确细则。
类似的 PPP 合作方式，在多个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都曾成功推行过。
但好景不长，在多个国家的医院都成熟应用的 PPP 模式，在国内推行了不长时间，就遇到了中国式难题。
浙江某三甲医院前员工吴琦（化名）曾亲历过一场 PPP 合作模式的失败。
大约 4 年前，一家民营医院挂牌成为吴琦所在医院的国际院区，双方打得火热。公立医院支援名医，入驻开设门诊。吴琦和同事们也被派到国际院区工作，每 2~3 个月轮岗一次。
最开始，本院医生们的劲头很大，都喜欢往国际院区跑。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收入显著增加，医生们拿到手的都是现金。
蜜月期一晃即逝，矛盾逐渐显露。最初名正言顺为国际院区导流患者，却使得本院病源减少，双方的关系逐渐僵化。加上国际院区以 " 转账加报税 " 的方式给医生结工资，跑分院的医生们变得兴致寥寥。
一年后，在这场微妙的关系中，随着公立医院开始撤出，国际院区则走向衰落。吴琦记得，科室接连撤走后，国际院区患者数量明显减少，病种也变得普通而单一。一些之前从本院引进的复杂诊疗技术，不仅失去了熟练医生的指导，也不再有适合的患者可以施展了。
病源没了，民营医院曾尝试自救，开展简单诊治、扩大体检项目，却依然无济于事。直到 2021 年底，两家医院完全脱钩，国际园区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