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本国土证是怎么来的呢？
南县法院判决书显示，2004年，南县启动全县20个乡镇辖区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三渔场向南县国土局递交了初始登记申请和相关资料。2005年3月25日，南县县政府和南县国土局向三渔场颁发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土地所有权人为三渔场村民集体。
南县国土局政策法规股股长戴玉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发证后不久，我们发现这批证有瑕疵，就全部回收了，不知道为什么单独漏掉了三渔场这本证。”
养殖承包户孟凡建则提供了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当时办的一批证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既没有测量也没有勘界，发证之后也没有公示；检查过后就全部封存了。”后因三渔场要申请绿色产品认证才把这本证拿出来，由三渔场原场长何可仁保存，直至刘海清案才“重见天日”。
南县法院认定，南县国土局的颁证行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在申请人既未提供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又未提供土地附着物权属证明的情况下，便将讼争土地确权颁证，违反了《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
三仙湖镇政府也表示，作为其直接管理的单位，三渔场不是独立法人。三仙湖镇党委书记黄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白了，三渔场不属于法定颁证主体。”
2021年9月5日，南县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南县县政府和南县国土局颁发给三渔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证》。
谁的渔场？谁该受益？
尽管是一本有瑕疵的国土证，但其附着的巨大利益却引来了三渔场和其直接管理单位三仙湖镇的激烈的争夺。
谁开发了渔场是各方争执的焦点之一。
三渔场场长赵长发坚称，下湖主要是依靠渔场居民几十年来的持续投入开发而成。三仙湖镇政府则表示，下湖是镇政府1958年和1984年两次大开发的成果。镇长游涛则称：“三渔场居民当时参加开发也是在政府的行政指挥下去工作的，不是个人行为，渔场开发的主体是政府。”
更大的争议区域是两湖。
赵长发出示的一张银行贷款凭证显示，三渔场1996年贷款1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从1996年到1999年，我们开发了两湖的3000多亩”。
游涛则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三渔场由镇财政所与企业办联合管理，投资开发两湖也是政府的决策，到2000年开发公司成立时，两湖已初步开发成型，三渔场的债权债务全部转移到开发公司，“当前总负债是220万元”。
养殖承包户则认为，两湖是2000年个人承包以后才逐步开发的。三渔场居民回忆称，“两湖那个时候就是浪打浪，一片荒湖”。养殖承包户孟凡建2002年承包了两湖的90亩水域，“那个时候是荒废的湖面，就一点芦苇、水草，后来我仅仅挖鱼塘的投入就达到20多万元”。
两湖承包价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两湖在2000年时的状态。三渔场居民李振华说，2000年，三渔场居民要按照每亩280到300块钱交特种养殖税，养殖承包户却只要交几十块钱的租金，不用交税。孟凡建说：“如果是开发好的鱼塘，这么便宜的价格，三渔场的人怎么不来承包？”
之所以会产生特种养殖税与承包租金的差距，游涛认为，2000年时的两湖与下湖，就像毛坯房和精装房，价格当然有差别。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4年后，两湖原租金与当前市场价之间的落差，成为此次三渔场土地所有权之争的主要利益所在。
孟凡建2021年合同到期后，续签价格为每年120元/亩，比2000年提高了20元。游涛介绍，迄今为止，镇政府续签的最高价格为200元/亩。然而，市场价则普遍高于400元/亩，有的能达到500元/亩以上。
游涛算了一笔账，两湖渔场近4000亩，如果按照当前渔场的最低承包价一年400元/亩计算，一年租金高达160万，“三渔场如果收回去，每户一年能分红10多万。”
镇政府承担着220万的还款任务，也希望在开发公司的承包合同分批到期后，未来可以逐步提价，用两湖的承包收益还贷，进行公共设施建设。
孟凡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光看价格差是不合理的，现在的承包价是对养殖户多年来持续投入与维护渔场的补偿，更何况，近年渔业市场低迷，基本处于微利乃至亏损的状态，承包价若大幅上涨，将超出其承受能力。
两方轮番上访，镇政府焦头烂额
从2021年5月到2021年1月，三渔场和养殖承包户轮番找南县国土局和三仙湖镇政府上访，让两家单位焦头烂额。
沉重的维稳压力下，三仙湖镇政府打算“丢卒保车”，将两湖交给三渔场。2021年8月7日，双方达成《关于收回两湖的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拟撤销开发公司，两湖由三渔场统一管理；同时规定，“凡现有养殖承包户，根据市场行情，须在原承包单价基础上依法适当提高承包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