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进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亚洲象，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供图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21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21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21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21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