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国家医保局对外发布了《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19〕47号）。这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印发的首个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也是“互联网+”医疗服务领域首个全面系统的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
巧合的是，2016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也称为“47号文”（国办发〔2016〕47号）。两个“47号文”国办文件为“互联网+”医疗服务背后“数据金矿”的政策法规、安全防护、技术标准、开放共享、应用示范等作出规定，国家医保局文件为“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立项收费、医保支付做出规定。如果再算上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3份关于准入退出、质量管理的管理文件，“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政策闭环已经形成。
与其他文件不同，国家医保局“47号文”在表态从供给侧支持“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同时，有更加鲜明的需求侧改革思维。医疗保障局承担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能，不仅代表全国参保人利益，也为全体患者的利益负责。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在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过程中，面对部分医疗机构滥设收费项目、服务单价猛增、重复过度收费等突出问题，以及部分医疗机构过度追求特需服务、定制服务而忽视基本医疗服务的行为，国家医保局“47号文”从患者的立场予以规范，立足于保护了患者（参保人）的消费权益。
警惕新型“看病贵”
“互联网+”不是高价服务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看病难”“看病贵”就成为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2019年5月，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更有效推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8年，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整合“收费”与“支付”职能，为患者（参保人）看好自费支出、医保支出两个“钱袋子”成为迫切任务。
当前，在“互联网+”医疗得到日益广泛应用的门诊医疗服务中，费用增长趋势不容乐观。《2018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人次方面，2018年，全国参加职工医保享受待遇人员中，就医选择继续趋向三级医院，普通门急诊待遇人次在三级占比33.3%，较上年占比分别提高1.8个百分点。在费用方面，普通门急诊费用3123亿元，占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医疗机构发生费用29.8%，费用比上年增长10.6%。“互联网+”医疗服务被赋予“降低成本，节约基金”的意义。
与传统医院信息化不同，我国互联网医疗发端于网络“轻问诊”模式。2011年起，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快速推广、3G/4G提高网速并普及了语音、图片传输，无边界扩张的移动互联网浪花，打到远在天边一座名为“医疗”的海岛。“轻问诊”模式旨在吸引医院医师、药师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工具/平台提供健康咨询、慢性病/轻症的诊断服务。“轻问诊”模式具有两个突破性：在需求侧，患者足不出门就能享受“治未病”的预防保健服务，或是慢性病（如糖尿病）、轻症（如早期皮肤病）的“预诊”“复诊”服务。在供给侧，多点执业医师、药师绕过医疗机构直接为患者提供服务，所获得收入直接进入医生“腰包”。网络医生们愿意让利一部分给患者，确保服务收费经济性较高。
遗憾的是，两股强大力量都对“轻问诊”模式带来威胁。在需求侧，移动互联网“风口”使得风险投资（VC）纷纷涌入互联网医疗行业。在金融资本对投资回报率的施压之下，一些平台型互联网医疗公司为追求高毛利，越界开展疑难症（如：妇幼医疗）在线诊断业务，并从预诊、复诊延伸到首诊业务。由于缺乏执业资质审核、医疗质量管理能力，互联网公司给患者安全造成威胁。医疗卫生行业主管部门开始对互联网医疗行为进行整顿，这无意中波及到具备成本优势的“轻问诊”领域。在供给侧，公立医院不允许本机构雇员“赚外快”，纷纷要求自建互联网医院，试图把客流、技术流、资金流都把控在自己手里。由于公立医院尚未彻底扭转逐利机制，且医疗服务价格及其背后的医疗劳务技术价值被长期低估，“互联网医院”正成为部分医疗机构新型增收渠道。
理想状态下，远程医疗有助于患者降低异地就医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远程医疗如果定价合理，就将对医疗保健系统起到降本增效的作用。然而，相关专家向笔者反映：少数公立医院在开展远程医疗收费项目过程中，不合理拆解服务、伪远程服务的情况并不少见。患者（参保人）在就医过程中，无从对不同医疗机构、线上/线下服务进行“比价”，很容易掉入“高价陷阱”。